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恶搞「电车难题」facebook专页火速走红:一个玩烂后的启

2020-07-09 来源:http://www.vns99567.com 408
恶搞哲学专页,比国际着名哲学家专页更受欢迎

一个奇异的外国facebook page成立不足两个月,关注度火速上升达四万多人追蹤,也引来《哈芬登邮报》(The Huffington Post)和《纽约杂誌》(New York Magazine)的专栏作者注意,以及媒体专访报导,它就是恶搞那个恼人一时的「电车难题」(Trolley Problem)专页:Trolley Problem memes。

专栏作者Linch Zhang更发现,「电车难题」作为引起哲学讨论义务论(Deontological Theories)和功利主义(Utilitarianism)的思想实验,恶搞专页的追蹤人数,明显比功利主义哲学家约翰·史都华·弥尔(John Stuart Mill)的25,000人,及现代当红哲学家彼得·辛格(Peter Singer)的31,000人还多。对于这样的恶搞专页,它把传统电车难题「第一重设问」之中,车长需要为失控列车作出抉择,究竟拉不拉转辙器,让列车撞向一个人,抑或让它直接撞向五人,转而搞恶车轨上的对象,换上不同的人、动物,甚至改变不同的生命数量或轨迹,层出不穷,不断更新。面对上述恶搞,有人斥之无聊多余,亦有为数不少的网民一直追蹤讨论,认为这种突破思想框架的联想除了搞笑,也充满启发性。

另一位专栏作者Brian Feldman尝试追溯传统和恶搞版「电车难题」的源头。Feldman指,难题出自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莉帕·库兹(Philippa Foot)之作,原意是呈现令人苦恼的道德两难抉择。而新恶搞版的原型概念,则出自2015年4月,Kyle York在McSweeney发布的文章“Lesser-Known Trolley Problem Variations”,其中有一段语带粗俗的反问:如果那一个原来的「工人」,就是你「那老母」,我敢打赌你不会拉桿转轨道撞死她,你会吗?

恶搞「电车难题」facebook专页火速走红:一个玩烂后的启

把这个概念设立Trolley Problem memes专页,再图像化恶搞下去的人,就是Aljoša Toplak及Haris Sehic。他们接受《哈芬登邮报》访问时表示,我们可以将生活事件、悖论和思想实验都改写进去;这个问题实在有太多可能性了!(There are so many possibilities!)甚至一些可能性背后还可以有详尽的理由说明抉择。

以2016年来说,专页最令人关注的一个改版,莫过于6月时,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动物园大猩猩Harambe被射杀事件。看来,这种似乎纯为了幽默恶搞的手法,当换上真实个案时,有令人截然不同的价值反思。

不过,笔者认为Brian Feldman的追溯「概念原型」有地域限制。传统难题由英国哲学家菲莉帕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,再被美国哲学家茱蒂丝·贾维斯·汤姆森(Judith Jarvis Thompson)改编多个版本。多年以后,哈佛心理学家马尔克·豪泽尔(Marc Hauser)及哲学教授麦可·桑德尔(Michael J. Sandel)提出思考再引起广泛关注。若论类似上述搞恶的概念原型,早于2000年代初,德国哲学家理察·大卫·普列希特(Richard David Precht)经已在教育和访问调查之中,把车轨上的人换成受访者的「子女」,再询问他们的抉择,结果发现,原初虚拟的人/工人,一旦换上自己认识的人,或其他重要人物,人们才真正觉知抉择的「困难」所在。这种改编,以及推胖子下桥救人的另一重设问,才令「两难」的本质浮面。

问题不在于「主动杀人」,而在于对象是谁、数量多少及被动的「附带性损害」

而笔者在两年前文章〈举世争议的「电车难题」是戏弄人的诡辩〉,提及「电车难题」第一重设问,要成为真正的「两难」,除了「生命对象」这一点十分重要之外,「生命数量」也是一个因素,如果在涉及生命的数量极少的情境之中,例如抉择几个人的生命,各项情境的条件、资讯都十分重要,必须考虑那些人是谁,整个情境是怎幺一回事,甚至事件的来龙去脉,犹如我们认为一个公正的法官,在审理案件时必须细緻地推考涉案的证据、控辩双方的供词、证人等各项资讯,否则难以得出信服人的公正裁决(相当于人们深思熟虑,对身边熟悉的事作出理性的道德抉择)。

如果天马行空更改那虚拟设问,失控的列车要幺撞死「10人」,要幺撞死「10亿人」,这样你会不碰拉桿让它直接冲去撞死「10亿人」吗?还是,你会为了「避免」那「10亿人」更大的伤亡,逼于无奈让它撞向「10人」呢?如此空洞的设问只会变成数字比较,这也是笔者在去年〈你不够善良——科学冲击哲学?惹火的道德心理学(下)〉一文中,详述神经科学家的研究之外,回应前文未完的重点。

若撇除繁複的大脑扫瞄实验,回到哲学家的思辨,瑞士哲学家易夫斯.波沙特(Yves Bossart)在着作《如果没有今天,明天会不会有昨天?》提及,在伦理学中也有所谓「双重效应原则」,把人们行为区分两种主要倾向:一种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事,另一种是我们希望避免的事。一些困境就会出现「附带性损害」的问题,譬如在战争之中,要战胜敌军进行区域轰炸,难以避免造成附带的平民丧生,为了尽快结束战事,减少大量的人命伤亡,便成为无奈接受「附带性损害」的一种道德挣扎。同样,这样的情境在电影《天眼行动》(Eye in the Sky)深刻展示出来。相似之处在于,无论哲学抑或科学上,人们比较愿意接受无奈的「附带性损害」,对自己主动造成的伤害较为抗拒,也造成道德直觉乃至道德反思上的挣扎(波沙特也有其他不俗的道德见解,值得另作分享)。

附〈正港奇片〉专页最新恶搞图画:

参考资料:

易波夫.波沙特(Yves Bossart)着:《如果没有今天,明天会不会有昨天?》,城邦文化出版,2015年11月初版1刷。The Trolley Problem Is the Internet’s Most Philosophical Meme(New York Magazine)Behind the Absurd Popularity of Trolley Problem Memes(The Huffington Post)LESSER-KNOWN TROLLEY PROBLEM VARIATIONS(McSweeney)你不够善良——科学冲击哲学?惹火的道德心理学(下)举世争议的「电车难题」是戏弄人的诡辩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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